星洲日报错在哪里？
【唐南发】民 国时期的报人张季鸾出任《大公报》主笔时，曾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所谓‘四不方针’。其敢于针砭时弊，直斥政坛歪风的大胆作风，居然赢来斗得 酣热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双方的赞许，实为中国报界传奇。民国廿六年（1937）2月18日，张氏发表《论言论自由》，开宗明义地表示言论界“自身研究不清， 或责任不明，政府是不肯说其是，盖欲免反政府者之相仇；至政府非亦不敢鸣其非，而徒委责于干涉之可怕，是自身不尽其责任矣，自由从何保障哉？是以吾人以为 言论自由问题之解决，首视言论界本身之努力为何。要公，要诚，要勇！” （注1）
用当代的话来说，即评论人与媒体在政府应受肯定之时，不能因担心遭反对派仇视而吝于称赞；需受批判之时，也不因或受当局对付而噤声。总之，言论能否自由，胥视评论界与媒体可否动机公正，立意诚挚，并勇敢为之。
张氏的这番文字，放在将近八十年后的今天，无论对中国或马来西亚的新闻业，竟依旧切合，足以让人感叹。
过 去一个多月，国内政局因7月9日的净选盟大游行而纷扰。国家机器强大打压之中，所有报章媒体承受的压力，我个人并非视而不见。但以《星洲日报》为主的中文 报章资深评论人且扪心自问：他们在709以前的一系列文章，难道真的做到动机公正和立意诚挚吗？若然如此，为何不敢直批纳吉畏首畏尾，反复无常的举动？也 不敢正面肯定净选盟的诉求，且漠视土权和巫统极端分子对安碧嘉的人身攻击？
既然无能处理政府手法不当，也就没有资格指责净选盟坚持上街，更遑论事后忽然“良心发现”，赞赏出席者的勇气（虽然依旧不敢指责纳吉三番几次改变立场）。这种行为既不公，也不诚，更不勇，只能五个字概括之：投机兼伪善。
民国廿七年（1938），张氏复发表《无我与无私》一文，力倡新闻工作者于“撰述或记载中，竟力将‘我’撇开”，因为“报纸是公众的”。“譬如访问一个人，得到不愉快的印象，但作纪事时，仍当公正处理… 总之，一支笔是公众的，不应使其受自己的好恶爱憎之影响。”（注2）
虽然张氏强调“此例太浅，余可类推”，这样一种专业的新闻手法对《星洲日报》而言，竟难如登天。于是，凡该报视为敌对者，重则新闻遭封杀或删减，轻则照片不获刊登。问问邓章钦，迦玛和蔡添强，或刚获“解禁”的陈亚才，即可明了。
将批判定调为私怨
《星洲日报》高层最可笑的行为是将所有于公的批判定调为私人恩怨所致。于是，当庄迪澎连续几篇长文深入分析该报之弊端，换来的是“读者”黄伟业的“恩情论”，绘声绘影地指庄氏“拿了星洲的奖学金升学，欠报馆钱”等等。接着，有所谓资深媒体人施宇跳出来批判对该报忘恩负义者。虽义愤填膺，却不点名是谁，若非心虚，就是担心对方追究法律责任。否则大方地说出来，彼此对质，岂不爽快？谁怕谁了呢？
而黄伟业又是谁？我不知道。有趣的是，其论调和我在施宇面子书上交锋的《星洲日报》文教部副主任（又是副主任！）叶伟章所言如出一辙，仿似两人心灵契合，所见略同。
关于庄迪澎获《星洲日报》奖学金而后去职之纠纷，杨善勇已有详文。自称资深的施宇，在不征询其他意见或考证之下，竟然配合其前雇主炒作此事，可谓无知加无格。《星洲日报》高层当然乐见别人为其抬轿，也不出面澄清，任由“据说”和“传言”在坊间流传，继续对庄氏人格谋杀，更是不诚兼无耻之又一例证。
无 论庄迪澎或谢伟伦或唐南发，对《星洲日报》的批评皆有根有据。例如该报副总编辑郑丁贤从模糊709事件到彻底扭曲《经济学人》有关网络资讯丰富媒体生态的 专题报导，我们都能逐点驳斥并匡正之。奈何大多时候，《星洲日报》高层都选择顾左右而言他，将整个讨论简化成“为难中文报”甚至是该报同庄氏之间的“私人 恩怨”。至于我们的疑问或质询，若非视而不见，就是转移焦点。读者不妨想想：当阁下投诉某家餐厅的食物不佳时，厨子却嘶喊那是私怨，为的是要餐厅关门大 吉，您能不感到啼笑皆非吗？
诚信在哪里？
《星洲日报》高层不断吹捧自己“立足诚信”，但 其诚信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郑丁贤把一份著名国际刊物的专题报导扭曲得面目全非，没有一点歉意，还任由力有不逮的陈莉珍和真假难辨的“读者”为其说项，硬 掰成是观点差异。换作我是郑丁贤，早就脸红耳赤了，哪还好意思让下属和“读者”继续因为自己出糗而出丑。
《星洲日报》“诚信”之疑点，还表现在其一再盗用他人的文章而不觉羞耻。2010年11月28日的《星洲广场》主文是台湾杜念中先生的《地缘政治改变舒吉命运》。虽说是“专访”，我后来却发现该文其实来自杜先生在《苹果日报》的专栏，内容一模一样，只是“苏姬”被改为“舒吉”。据我所知，杜先生事前并无所悉，还请《星洲日报》高层说明。
今年3月日本大地震之后，《星洲日报》副刊未经同意就擅自转载旅日台湾知名部落客酪梨寿司的文章，引来作者的强烈抗议，该报高层对此未置一词。滑稽的是：有网友知会我其实早在两年前，《星洲日报》驻台湾特派员欧银钏就对同一个部落客的文章遭盗用而声援之，并呼吁“尊重网络智慧权”，孰知其总社充耳不闻，继续恬不知耻地侵犯他人的智慧产权。
诚 然，中文在马来西亚不受器重，华社资源亦有限，必须仰赖中港台甚至新加坡的媒体拔刀相助。但堂堂一个世华媒体，难道无法尽量做到自给自足？纵使有佳文，礼 貌上打个招呼并不过份，为何偏要不问自取？这种见不得光的行径，可不是一句“恶法钳制”能够解释的。话又说回来：如果以刘鉴铨为首的《星洲日报》高层能够 在1999年让前副首相安华在国阵领袖的合照中消失而无需对读者交代，后来的人肆无忌惮地盗用他人的文章也就习以为常。
翻炒自家社论
感谢网络发达所创造的无限可能，近日更有网友发现《星洲日报》贫瘠得连自家的社论都得翻炒。高喊“立足诚信”，提供给读者的竟是一连串的盗文，抄文和炒文，声声“情义”，也难以卸责。
自认资深的施宇，尝试对我动之以情。但把一些私人谈话内容摆上台面，又是不专业的表现。若要仿效，我也可以说饭局当中，施宇同意郑丁贤误读了《经济学人》的专题报导，而他是否愿意写一篇文章指正对方呢？
的 确，证严法师的那句‘理直要气和，得理要饶人’，我十分赞同。但《星洲日报》高层犯下了连串错误，依然老神在在，没有一丝惭愧，我们唯有继续监督评论。更 重要的是，我既反对任何形式的特权，就不会因为《星洲日报》是中文报而网开一面。如张季鸾所言：报纸是公众的，公共媒体本就不应该享有豁免遭批评的权利。
有 所亲比谓之党。因为“恩情”而固执地袒护他人的过错，纯属私情，与公利无益，也是一大过失。再者，一味要别人感恩，是封建思想作祟。难道这些年在《星洲日 报》和其他报章服务的记者和员工本身没有付出吗？他们用智慧和劳力换取报社的成就，并不单靠高层或社长的恩庇。可别把《星洲日报》搞得好像秘密社团：只进 不出，一世感恩。这种论调，和巫统与马华公会分别要马来人和华人感恩的思维没有丝毫分别，也和《前锋报》鼓吹的“忠诚”相去不远。贵为《星洲日报》副总编 辑的郑丁贤应该不屑这样的盲忠吧！
我 欢迎并鼓励曾涉足媒体行业的人士继续监督包括我在内的媒体评论人，但他们也应当多读与新闻业相关的书籍，弄清楚何为专业，自我充实，而非连篇累牍的软性文 章却处理不了当下中文报章的弊病。毕竟不是有所足球员或羽球员都能成为温格或李永波那样出色的教练；能写出像样时事评论文章的影评人，更是凤毛麟角了。
注1：《张季鸾集》，2011年1月，北京东方出版社第355页。
注2：同上，第4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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